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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享传染病资源科研评价机制怎么改

发布时间:2021-01-05 11:43:56 阅读: 来源:万用表厂家

共享传染病资源,科研评价机制怎么改

嘉宾:阚飙(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) 杨瑞馥(军事医学科学院病原微生物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) 舒跃龙(中国疾控中心国家流感中心主任) 景怀琦(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) ■对话背景 10月13日—15日召开的中国科协第64期“新观点、新学说”学术沙龙上,来自传染病研究领域的一群科学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:资源共享怎样才能变得容易些? 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杨瑞馥在介绍了自己参与的一个成功案例:2011年德国大肠杆菌O104爆发,他们与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合作,在5月28日收到了德国寄来的DNA标本,首先用第三代测序获得了原始数据,直接公布到网上,供全球下载。之后,全球上百名研究人员很快将分析报告汇总,共同发表,做出贡献的人员署名恰如其分。这引起了与会者的感叹和争鸣。 建立精准的溯源数据库或许能打破部门利益 主持人:现在的论文和研究成果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?有没有分享的传统? 杨瑞馥:以前学界得到标本以后,作为一个资源,不会很轻易让人来分享;我们的机制是把基因组拿到以后,很快放到网上,我们自己还没有分析,供全球科学家下载。截止到2011年6月底,序列被下载14894次,也获得了各个国家的分析报告60多份,我们再综合全球的分析,获得结论。 很快大家就把突出贡献的人列为第一作者。各个实验室的PI或者实验室一起共同发表。在这些作者当中,大部分人都没有见过面,都是通过电话或者电子邮件联络。我们称为专家委员会,大家共同来控制疫情。只用两个月的时间把数据公布发表。同时因为有大量的人员参加,我们又筛选了一些贡献比较大的人员列到附件里面。因为他们也参与到了整个大肠杆菌的测序工作。 大家如果拿到传染病病原的未知标本和资源,都当做宝贝只供自己研究,进程就不会很快。如果要想快速的了解病原,就得应用全球的智慧共同应对。因此资源共享是我们应该值得考虑的问题。 最关键的是合作机制的建立。德国大肠杆菌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,我们定一个原则,谁提供标本谁就是第一单位、第一作者,因为标本最重要。随着工作的进展,看整个工作的完成,然后再排第一,所以这个合作机制是非常重要的,如果机制定下来了,怎么共享、怎么发表大家很快的就会达成共识。 从我们国家的思维方式来讲,很多单位愿意独自把所有的事情都完成,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。如何打破部门的利益?我们考虑建立一个精准的溯源数据库,如果实现这个目标,事情就好办了。现在各种基金很多,不是不到位,但存在很多的重复浪费。如果有一个共同目标,这些钱都放到这一个目标里面,然后按照目标分配经费,就容易抓住机遇,为世界传染病爆发溯源和鉴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。 现今评价机制导致竞争,进而导致自我保护 主持人:现今的评价体系是怎样的? 阚飙:当今的评价体系导致了竞争,竞争导致自我保护,自我保护必然导致很多科研发展受限,比如做出来的人可能获得更多的资金,其他人做不出来可能就得不到。 舒跃龙:合作机制的建立其实是很难的。即使是外国一些实验室,比如英国的,也是不愿意共享,迫于世界各国政府的压力才去共享。因此这不仅是中国人的问题,其实是人的本性问题。但是杨老师有成功的例子,可以进行推广。 景怀琦:我经过几个重大专项,我的总结是:(病原)资源是非常重要的东西。只有好的资源,才能谈的上哪些是新发和突发传染病。而我们国家的资源共享搞的比较差,大量拿到资源往往是自己私有。 资源都是国有的,我们在不违反生物安全的情况下,应该尽快挖掘新的东西,否则放到冰箱里面永远是落后的,时间长了以后人也忘了,造成人退休了,资源也退休了。这个在我们国家表现的是很突出的问题。 怎么去共享?不是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共享,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就不太情愿。要成果可享,大家只有精诚合作才行。新的菌株的发现往往隐藏着很多的贡献。我们发现地方上送来的有新东西,必须反馈,不是说拿过来编个号就成了自己的。 另外是编码要统一,比如送到我们实验室的不能把编号改了,上下单位之间的关系都要理好,不能互相打了埋伏,更改编号;另外是保存方法要统一,信息要精确。 不仅要内部共享还要拓展共享,让资源发挥的作用更大,单打独斗地发文章就很麻烦,因为有些东西我们很难吃透。如果X光片光给物理学家看的话,他不能认识哪个是胃、哪个是肺。 另外是应急可为。我们首先要控制疫情,不能把发文章放到第一位。应该把资源尽快拿出来,提供给水平比较好、手段比较先进的单位尽快解决,而不能说放在自己的手上,慢慢的琢磨。 靠科学家的自律有点难 主持人:那么资源该怎样共享? 舒跃龙:靠科学家的自律是很难的。我个人非常反对发表论文的这个体制——把疫情处理了就是贡献的,怎么就不能列入评价呢?现在评院士,就是 考虑SCI的文章,有谁能考虑到科学家做出了什么贡献?我有的时候开玩笑说SCI是哪个国家,有意识地要扼杀我们? 我不是说SCI不重要,但是作为唯一的评价就有问题。如果要解决景老师说的问题,必须要解决评价问题。 所以我们在各种场合要呼吁国家重视一下传染病的评价体系问题。如果评价办法不变,可能某几个单位会去共享;全部要共享不可能,大家都会把资源放在口袋里,发了SCI论文再说。 阚飙:这让我想到的是我们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院士,他连一篇正儿八经的公开发表文章都没有,也能评上院士,靠现在的评价机制能这样么? 我跟美国CDC(疾控中心)的研究人员聊过。我问:你们投了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会怎么样?他说什么都没有,一分钱不给。而且CDC审了60遍还没有发,因为如果出了错误是美国CDC的错误。可见他们不讲SCI。所以我们还要强调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人员的社会责任感,我们希望能够在机制上有所改变。 建立合作共享机制需要大家的信心 主持人:建立合作机制可能吗? 杨瑞馥:传染病的研究就靠这些资源。如何共享,很简单的原则就是尊重别人的劳动。另外引申的意思是谁送的菌株,论文中送菌株的人是第一,这样大家的积极性就非常高,到时候中央级的研究单位会应接不暇——地方送菌株和生物资源以后就可以出成果。现在恰恰相反。基层辛辛苦苦的把病毒分离出来送给你了,你发表文章对人家就置之不理了,这是巨大的科学道德问题。但是我们国家这种问题很多。所以基层的同志肯定不愿意往国家级的单位送东西——送去就没了。 另外合作共享,要建立这个机制需要大家的信心,慢慢做成几个成功的案例,让大家看到合作是双赢的,不光是自己得了文章,同时也为传染病的控制和防控做出了积极贡献,通过逐渐的积累,慢慢的形成风气,会做好的。 发论文干什么?发论文是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,这是大帽子。但是从自私的角度来讲,发论文是为了晋升、为了院士、为了荣誉,就看你从哪个角度考虑,如果从高层次考虑,大家会谦让:“这个你应该第一。”这样就会把事业做的越来越强大。 十年以后再看论文,你会发现其实这个路是走对了,应该是大家共同来发展。相反我也看到这样的例子:用别人的资源去做,做完以后不理别人,也发表了很好的论文,但是后面的工作没有办法做了,因为人家都不愿意帮你了。 所以要建立自信,一定要把最大的利益让给合作方,尊重最基层人员的劳动,同时把SCI看淡一点,如果80%的人都看淡了,20%的人迫于这种压力也不敢看淡,所以我们要做出一点牺牲,希望我们作为牺牲者给后面的人铺点路,让后面的人把SCI看淡一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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